我国古代佛典汉译九百年 ，翻译家们不断总结翻译 经验 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翻译理论。魏晋以前中国人谈翻译 ，只有译字 ：五方之民 ，言语不通 ，嗜欲不 同，达其志，通其欲，北方曰译。 （《札 记王 制》）汉文 翻译 一词 ，始见于齐梁时期僧人之言，僧祐《 出三藏记集》 卷一O《僧伽罗刹集经后记》：佛图罗刹翻译 ，秦言未精。 《 高僧传支谦传》 谦以大教虽行 ，而经多梵文 ，未尽翻译，己妙善方言 ，乃收集众本 ，译为汉语 。 慧皑《摄大乘论序》 曰：翻译之事殊难，不可存于华绢，若 一字参差，则理越胡越 ，乃可质而得义 ，不可使文而失旨。故今所翻，文质相半。川译，僧桔《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》谓 ：译者，释也 ，交释两国。（《 出三藏记集》卷一 翻，《宋高僧传译经论》谓 ： 翻也者 ，如翻锦缉背面俱花 ，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口由是翻译二名行焉。译，重释义，故尚质 ； 翻 ，重修辞，故崇文 。翻译合二而一，则文质彬彬。从翻译风格来看 ，可分为三个时期 ：

一 、东汉至前秦，译经多直译重经义，不假修饰，多保留原本之胡音 。安世高、支谶 、竺佛期 、安玄 、严佛调 、康巨、竺律炎 、竺法护、道安等皆用直译。直译较多，其因有三：（ 1） 当时经典多为西域文与本，而西域文质直。道安《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》：胡经尚质，秦人好文。（ 2 ） 来华译经僧人以西域的安息、月支、康居飞龟兹、罽宾等国为多，对汉语尚欠精通。（ 3 ）此期译经更重经义及原本式样。 昔来出经者，多嫌胡言方质，而改适今俗，此政（赵政）所不取也。何者？传胡为秦 ，以不闲方言，求知辞趣耳，何嫌文质？文质是时，幸勿易之，经之巧质，有自来矣。惟传事不尽，乃译人之咎耳。（《出三 藏记集》卷一0载道安《毗婆沙序》）然此期也有重文辞、取意译者，如支谦、支越、康僧会、竺佛念等，多居江东。

二、后秦至南北朝，多意译，重文采，依议式。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、僧睿、僧肇、宝唱、菩提流支、真谛、法泰、慧皑等多用意译 。意译之因亦有三 ：（1） 经本多得自天竺，即使用西域文本的 ，也多用梵本校正；梵文本 重文藻 ，故译 经不能直译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一四： 天雪国俗，甚重文藻 ，其宫商体韵，以入弦为善，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，虽得大意，殊隔立体 。 （ 2 ）东来者梵僧胡僧各半 ，且胡僧也精通梵文。（ 3 ）担任助译者，多是汉僧或文人学士，熟悉梵文，又颇具汉语文采，然此期译经也有尚质者，如僧伽提婆、求那跋陀罗等。

三 、隋唐时期直译、意译相结合，称为 新译。如达摩复多、彦琮 、玄英 、义净、善无畏 、宝月、一行等多用此法 。直、意译结合 ，特点有三 ：（1）经本全部用梵文本，梵本比胡本既准确又雅致 。彦踪《辩正论》 ：胡本杂戎之后，梵惟真圣之苗 。根既悬殊，理无相滥 。不善谙悉，多致富同。见有胡貌，即云梵种。实是梵人，漫云胡族。莫分真伪，良可哀哉！语梵虽说 ，比胡有别。改为梵学 ，知非胡者 。窃以佛典之兴，本来西域 ：译经之起，原自东京。（2） 译者皆精通梵文，既能译梵为汉，又能翻汉为梵。(3)密宗兴起，译密 者多保留 密咒原音。又旧翻秘咒，少注合呼。唐译明言，多详音反，受持有验，斯胜古踪。（《宋高僧传译经论》）

围绕译经问题，译家提出些翻译原则。东晋道安首先提出既合于原义又适应不同时地的五失本、三不易（见《 出三藏记集摩词钵 罗若波罗 蜜经钞序》），以此作为他主张意译的根据。东晋慧远虽未直接译经 ，却对直译 、意译作了折中： 弘通佛教者曹传译甚众。或文过其意，或理胜其辞。以此考彼，拾兼先典。后来贤哲，若能参通晋胡，善译方言，幸复详其大归，以裁服中焉。（《出三藏记集三法度经序》）静寻所由，以求其本，则知圣人依方设训，文质殊体，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，以质应文则悦者寡。是以化行天竺，辞朴而义微，言近而旨远。义微则隐昧无象，旨远则幽结莫寻。简繁理秽，以详其中，令质文有体，义无所越。（ 同上《大智论抄序》）隋彦琮久参传译 ，妙体梵文。此土群师，皆宗鸟迹 ，至于字音话训，罕得相符，乃著《辩正论》 ，以垂翻译之式（《续高僧传》卷三）。他针对译人之修养 ，提出八备（见《辩正论》） 。

玄奘针对梵文及佛教的一些特殊的教义提出了五不翻的音译原则（见周敦义《翻译名义序》）。赞宁总结历代翻译原则后提出了六例：邀观道安也，论五失本、三不易；彦琮藉其 八备 ：明则撰《翻经仪式》；玄奘立五种不翻；此皆类左氏之请凡，同史家之变例。今立新意 ，成六例焉。谓译字译音为一例 ，胡语梵言为一例，重译直译为一例 ，粗言细语为一例 ，华言雅俗为一例，直语密语为一例也。（《宋高僧传译经论》）赞宁所举译经六例，不唯翻译原则或技巧，更言胡、梵、华等语言文字之区别，实为探本溯源之翻译论。

摘自《佛教大辞典》